截至4月10日,全球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已达147万,各国处于疫情防控的不同阶段。美国确诊人数大幅上升;西班牙称已达到流行高峰;中国在实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策略,在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站在疫情防控的十字路口,下一步怎么走?记者就此采访了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冬雁。
突变率低,说明对人类的适应性较强
目前,人类已知的冠状病毒共有7种。最早发现的两种是HCoV-229E和HCoV-OC43,2003年香港大学的科学家发现SARS-CoV,2012年出现MERS-CoV,香港大学的科学家又发现了HCoV-HKU1,荷兰的科学家发现了HCoV-NL63。
“过去冠状病毒不太受重视,长期以来科学家对这种病毒的研究比较少,主要原因是人们认为它们跟鼻病毒一样,只会引起普通感冒,比流感还要弱,比如HCoV-229E和HCoV-OC43。但2003年一场SARS疫情,完全改变了这个观念。SARS-CoV的病死率达到近10%,MERS-CoV的病死率更达到35%~40%。”金冬雁说。
在新冠病毒出现之前,SARS-CoV已销声匿迹,MERS-CoV虽然不断从骆驼传给人,但不能持续人传人。相比之下,其他4种冠状病毒却在人群和社区中常年存在。那么,新冠病毒会在人间消失还是落地生根?金冬雁认为,新冠病毒介于这两种情况之间,因为它兼有这两组病毒的特点,所以未来走向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观察。
当前研究显示,新冠病毒的传染性更强。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新兴传染病》杂志发表题为《新冠病毒的高传染性和快速传播》的研究论文指出,新冠肺炎R0中位数为5.7,这意味着一名感染者可传播5.7人,这一数据高于其他冠状病毒。
金冬雁指出:“新冠病毒的突变率比SARS-CoV和HIV病毒都要低。目前在意大利、美国、中国分离出的新冠病毒毒株都很像。尽管某些科学家可以人为地将其分成不同的组来追踪其演变及传播路径,但新冠病毒基本上还是不大变化的,不同组之间实际上只有三万分之一或三万分之二的差别。这种情况也说明,它对人类的适应性可能已经比较强了。”
加强主动检测,实施“上下结合”的策略
3月30日,《柳叶刀·传染病学》的一篇研究论文称,全球仅发现6%左右的新冠病毒感染者。最近,德国哥廷根大学的两位学者根据此数据估算,实际感染人数可能远不止这一数字。
“从检测技术来说,当家手段还是逆转录PCR的核酸检测。在武汉疫情暴发前期,逆转录PCR技术是唯一的核酸诊断检测手段,起了很大的作用。这项技术先由RNA得到互补的DNA,然后再用PCR进行扩增,把一段特定的DNA样本复制百万上亿份,大大提高了检测的准确率。”金冬雁指出,“尽管后来有‘复阳’现象出现,但可以说,绝大部分是采样的问题。”
“在实际操作环节,通过咽拭子或者肺泡灌洗液获得的样本,进行核酸检测很关键,但采样并不容易。正是由于采样难和其他技术上的问题,2月初我国调整诊断标准,如果患者CT诊断肺磨玻璃影,也可以算作确诊,这样就可以早隔离。此外,IgM和IgG抗体的胶体金及ELISA试剂盒可以对当下和曾经发生的感染进行特异性诊断,找到已获得免疫的人群。”金冬雁介绍。
金冬雁认为,当下迫切需要加快研发检测抗原的ELISA试剂,这是与核酸检测高度互补的一种检测方法,“用抗原检测作为初筛,最快10分钟~30分钟就能得到初步结果。如果抗原呈阳性,再进行核酸检测,这种方式能提高检测效率。但前提是,抗原检测的试剂盒质量要过关”。目前,欧盟对快速筛查试剂比较积极,但世界卫生组织仍建议仅用于研究,暂缓用于临床诊断。
“要依靠流行病学家开展主动检测,实施‘上下结合’的策略。‘上’是指流行病学家去主动寻找高风险人群,‘下’是指觉得不舒服的人主动去医院检测。”金冬雁介绍,“目前,美国、新加坡、韩国等地都在开展主动检测,尽量把无症状感染者找出来。”
重视科研储备,以防病毒大流行
目前,各个国家和地区采用了不同的防控策略。“各有优点,很可能是殊途同归。”金冬雁说。
金冬雁介绍,就香港地区而言,既采取了与内地一致的严防死守策略,也借鉴了外国的部分做法。一方面,对所有入境人员进行检测,现在已检测人数超过10万。对于这个700万人口数量的城市来说,接受检测的人口比例在国际上是很高的。另一方面,从2月到现在,除了停止旅游业外,公众的工作、生活没有彻底停滞。
“国家要持续支持创新性的研究工作,重视科研技术力量储备。2003年,开展SARS冠状病毒研究的可能有几千人,到后来只有几家坚持下来。事实上,这次疫情暴发后不久,1月17日香港大学的研究团队很快就明确了新冠病毒的重要传播特征,为防控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这就得益于此前长期的技术储备,以及基础研究与临床工作密切结合的传统。如果在病毒研究方面投资了,将来遇到病毒大流行的时候,损失一定是减少的。”金冬雁说。
时间:2020年4月13日